江宜樺／政治、行動、與判斷─漢娜‧鄂蘭政治思想之研究（緒論）

江宜樺／政治、行動、與判斷─漢娜‧鄂蘭政治思想之研究，民國76年6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在著名的「理想國」（Republic）對話錄中，柏拉圖（Plato）透過蘇格拉底（Socrates）的嘴巴如此說道：「……因此，要使統治者甘心統治，他們一定要從三種報酬方式之一取得報酬，這些方式就是金錢、榮譽或因為拒絕去統治而受懲罰」。「而懲罰中最嚴重的部分，則在於拒絕統治的人，很可能要受到遠不如他的人的統治。我認為，就是出於恐懼，才能誘使好人出任公職。換言之，並非他們願意，而是非出來不可──並非自以為可以佔便宜、享神氣，而是視之為必要的惡；因為他們無法把任務交託給比他們好，甚或跟他們同等的人」
上面這段落數，雖然不像「地穴之喻」那樣膾炙人口，也不像「理型論」那樣構成柏拉圖看待整個人間事務的基礎，但是它卻很精簡而貼切地點出了柏拉圖心目中政治事務的本質。如果柏拉圖可以視為西方思想「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的泉源之一，那麼他對政治事務的看法，當然也可以說是此後數千年政治思想的「自明之理」了。
是的，長久以來，「政治」總被人們視為一個不好的字眼。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政治是黑暗、不道德的。政治事務是虛偽狡詐、骯髒齷齪的事務。而一切與政治有關的字眼，譬如「權力」、「官僚」、「統治」等等，也莫不令人聯想到一些可惡可憎的現象，譬如虛榮、腐敗與壓迫宰制。在最好的情況下，政治可以被當成是某種「必要的惡」；不管是出於柏拉圖式「唯恐惡人統治好人」的憂懼，或是近代自由主義「唯恐遭受侵奪迫害」的利害考慮，政治是必要的。但是必要歸必要，它仍然是一種惡。
在這種想法的普遍籠罩下，人間的公共事務不會有太深刻的意義，而尤其所謂政治事務，更不可能有值得尊崇的價值。政治在一種「手段──目的」的分類概念下，永遠是指向其他範疇的手段，它不會有「自為目的」（end in itself）的機會。如果有人說，政治可以像藝術或道德那樣，是人類自我實現的必要基礎，是人類存在上一個不可或缺的層面；甚至說，權力並不是強凌弱、眾暴寡，而是人類多元性的體現，是唯有自由相處才能煥發出來的珍貴現象。──我們不禁要懷疑，這種人若非玩弄詞彙的政客，否則必定是想法相當奇特的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不是政客，她就是這種別具特識的思想家。
鄂蘭女士並非故作高論，他在當代政治思想學界的地位更非倖得。學者在編撰當代政治哲學的入門書籍時，往往推崇他是屈指可數的傑出政治哲學家之一，與里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卡爾‧巴柏（Karl Popper）、麥克‧福森（C.B. Macpherson）、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等人齊名。這些人物的思想各具特色，而鄂蘭的特色，簡單地說，便是在賦予政治行動一種存在上和美學上的價值，經由對公眾領域（the publicrealm）的肯定，以現象學的方法重新發掘政治事務的可能理趣。
也許這樣的說法太過籠統我們不妨看看一欸研究鄂蘭思想甚力的學者，如何來列舉鄂蘭思想值得研究的原因。首先，鄂蘭是一個致力於肯定公眾生活及公眾文化的人，由於她對古希臘羅馬的追懷，使公眾空間（public space）、公眾自由（public freedom）及公眾快樂（public happiness）等概念重新成為政治學的泉源活水。其次，她建立一種「政治的世界觀」（political Weltanschauung），以政治自主性為中心，去詮釋宇宙、人類活動及歷史現象；而不落入任何純經濟、社會或生物的解釋。第三，她幾乎可以說是唯一把政治當成美學活動的思想家。對她來講，政治的意旨既不是追求道德上的善，也不是知識上的真，而是如何使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顯得更美、更有意義。第四，她以「生生不息」的生命現象（natality）作為政治哲學的中心概念，而不像傳統哲學以死亡現象來比況人類活動，因此她極強調獨特性、偶然性、多元性與創造性。第五，她也是英語世界中第一個大量運用現象學方法來解析政治經驗的學者。她以現象學（phenomenology）和某種語源學（etymology）的分析法，使許多我們習焉不察的概念重新呈現出生動鮮活的意義。第六，她試圖釐清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聯，就這個問題而言，鄂蘭是政治學界最具啟發性的先驅人物之一。
（以下略）